中国翻译家傅雷的精彩译笔和高洁秉性，一直在中国读者心中有着不一般的位置。以这位伟大的翻译家命名的“傅雷翻译出版奖”由法国驻华大使馆资助，设立于2009年，用于奖励中国大陆译自法语的中文译作。每年评委会评选出文学类与人文社科类作品各一部，两部获奖图书的中国出版社和译者将共同分享总额8000欧元的奖金（获奖出版社奖金比例为1/3，获奖译者奖金比例为2/3）。“新人奖”自2013年设立，奖金为1500欧元，用于鼓励新生代译者。8人的评委会，中法专家各占一半，法兰西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董强先生担任评委会主席。

中法文化交往的艰难翻译路

从文献看，中法文化交往可追溯到近700年前，1331年，教皇约翰廿二世任命巴黎大学教授尼古拉为第二任汗巴利克（又称汗八里）大主教。所谓汗巴利克，即元大都北京，尼古拉除承担宗教使命外，另有秘密使命，即考察火药在战争中的应用。但1368年，元朝即告灭亡，尼古拉究竟做过什么、结果如何，史无记载。

明代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首次展示了世界地图（即《万国舆图》），1854年，利玛窦还绘制、出版了《山海舆地全图》。该图有简要说明，介绍了欧洲30多个国家，其中就有“拂郎察”，明代一般称法国为佛郎机，但有时也将欧洲人都称呼佛郎机，认为它“近满刺加（今马六甲）”。

清代初期，法王路易十四亲政后（1661年），企图摆脱罗马教廷，便资助传教士来华。第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为洪若翰、张诚、白晋等5人，他们于1690年抵达北京。张诚后来参与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翻译工作，俄方曾试图收买张诚，张诚虽予以拒绝，但有学者认为，张诚在实际工作中确曾偏袒俄方。

18世纪，法国掀起了中国文化热，中国音乐、戏剧、哲学被大量译介到法国，伏尔泰称中国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他的《风俗论》以中国为起，以中国为结。伏尔泰学习过宋明理学，他在法国边境隐居时，屋中挂着孔子像。伏尔泰认为古代中国是贤明政治，并称赞中国制度为“开明专制”，认为其优势在于能维持秩序、醇化风俗和培养美德，而这恰好就是政治的主要目的。伏尔泰已意识到当时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但他却认为中国“精神上的科学”远远领先于西方。

另一位启蒙主义巨匠孟德斯鸠则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称：“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的。在最初的那些朝代，政府的专制精神也许稍微差些，但是今天的情况却正好相反。”当时欧洲出版的图书中，86%是法文，孟德斯鸠的观点很快传向全欧洲。

不论是伏尔泰还是孟德斯鸠，他们都没有来过中国，参考的是一些西方传教士的记述。这些记述前后矛盾、比较粗略，难免让人产生误会。通过与东方文明参照与批判，启蒙主义得以生长，值得注意的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欧陆启蒙思想和以英美为代表的海洋启蒙思想截然不同，前者以传统为资源，却超脱于传统思想的框架，给人豁然开朗之感。

这种豁然开朗带有双重性：其一是无需任何实践，只通过头脑风暴，便能开启极大的创造力，这为解放思想、观念先行提供了借口，堪称普通人自我解放的捷径；其二是重新激活被压抑的传统，比如革命。

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中都曾明确提出，法国“为欧罗巴洲富强之国，惟与英吉利不睦，世寻兵戈，俗尚奢华，虚文鲜实，精技艺，勤贸易”。可遗憾的是，后来者反而忽略了“虚文鲜实”这4个字。在“数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压力下，我们不得不逐渐抛弃了自己的“虚文鲜实”，代以法国式的“虚文鲜实”。

1898年，林纾翻译（与王寿昌合作）出版了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引起巨大轰动，该作被认为是外国文学翻译的开篇之作。1926年，刘半农重译《茶花女》，其后又有康夏农、秦瘦鹃、李连萃、王慎之等人的译本。

林纾一生翻译法国小说20多部，在他的引领下，梁启超、鲁迅、胡适、苏曼殊、陈独秀都翻译过法国小说：梁启超翻译了焦士威奴（今译儒勒·凡尔纳）的《海底旅行》（今译作《海底两万里》）和《十五小豪杰》；鲁迅以笔名周逴翻译了凡尔纳的《月界旅行》（不知为何，鲁迅说成是美国作家查理士·培伦所作），并以之江索士为笔名，翻译了威尔奴（凡尔纳）的《地底旅行》；苏曼殊与陈独秀合译了嚣俄（今译为雨果）的《惨世界》（今译为《悲惨世界》）；胡适翻译了都德的《最后一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