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5日凌晨，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杨绛先生曾经在作品《我们仨》中这样说过：“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她经历过文人最辉煌的时代，经历过文革惨痛的折磨，也经历过人生至亲的离开。但是杨绛先生总是以一颗淡定与从容的内心面对生活。如今，这位钱钟书先生口中所称的“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的杨绛先生也离开了这个粗鄙的世界。让我们祈盼，在世界的那一边，她会与家人们相聚，重新续写《我们仨》。

 

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就是这位被朱光潜称为“中国最好的散文译者”的杨绛先生在2002年写下的一篇翻译心得，后收于《杨绛文集·文论戏剧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虽已逝去，尽管她声称“我的经验只限于把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的原著译成汉语”，但语言的灵性是相通的，方法也是可以触类旁通，她的翻译理念需要我们去继承。

 

翻译包括以下几道工序。

一、以句为单位，译妥每一句  

我翻译总挨着原文的一句一句翻，但原文一句，不一定是译文的一句。原文冗长的复句，可以包含主句、分句、形容词组、副词组等等。按汉文语法，一个句子里容纳不下许多分句和词组。如果必定要按原著一句还它一句，就达不出原文的意义；所以断句是免不了的。可是如果断句不当，或断成的一句句排列次序不当，译文还是达不出原文的意义。怎样断句，怎么组合（即排列）断成的一句句，没有一定的规律，不过还是有个方法，也有个原则。

方法是分清这一句里的主句、分句、以及各种词组；并认明以上各部分的从属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把原句断成几句，重新组合。不论原句多么曲折繁复，读懂了，总分得清。好比九连环，一环扣一环，可是能套上就能解开。

原则是突出主句，并衬托出各部分之间的从属关系。主句没有固定的位置，可在前，可在后，可在中间，甚至也可切断。从属的各分句、各词组都要安放在合适的位置，使这一组重新组合的断句，读起来和原文的那一句是同一个意思，也是同样的说法。在组合这些断句的工序里，不能有所遗漏，也不能增添，好比拼七巧板，原是正方形，可改成长方形，但重拼时不能减少一块或增添一块板。

我曾见译者因为把握不稳，怕冒风险，以为离原文愈近愈安全——也就是说，“翻译度”愈小愈妥；即使译文不通畅，至少是“信”的。可是达不出原意的译文，说不上信。“死译”、“硬译”、“直译”大约都是认为“翻译度”愈小愈妥的表现。从上面所举的例句，可以看出，“翻译度”愈小，就是说，在文字上贴得愈近，那么，在意思的表达上就离得愈远。原意不达，就是不信。畅达的译文未必信，辞不达意的译文必定不信。我相信这也是翻译的常识了。这里不妨提一下翻译界所谓“意译”。我不大了解什么叫“意译”。如果译者把原著的意思用自己的话来说，那不是翻译，是解释，是译意。我认为翻译者没有这点自由。德国翻译理论家考厄（P.Cauer）所谓“尽可能的忠实，必不可少的自由”，只适用于译者对自己的两个主人不能兼顾的时候。这点不忠实和自由，只好比走钢丝的时候，容许运用技巧不左右倾跌的自由。

上文曾以拼七巧板为喻，说不该加一块板或减一块板。这话需稍加说明。这不过是说：“不可任意增删原文，但不是死死的一字还它一字。比如原句一个主词可以领一串分句，断句后就得增添主词。原句的介词、冠词、连接词等等，按汉文语法如果可省，就不必照用。不过译者不能回避自己不了解的字句，或苦于说不明白，就略过不译；也不能因为重组原句的时候，有些部分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就干脆简掉。一方面，也不能因为表达不清楚，插入自己的解释。上面例句里的“我”字译为“我这个人”，因为原意正是指“我这个人”，并没有外加新意而“加一块七巧板”。这种地方，译者得灵活掌握。

 

二、把原文的一句句连缀成章 

译文是按原文一句挨一句翻的，成章好像算不上一道工序。因为原句分断后，这组短句在翻译得过程里，已经力求上下连贯，前后呼应，并传出原句的语气声调。可是句内各部分的次序已有颠倒，译者连缀成章的不是原文的一句句，而是原文句子里或前或后或中间的部分。因此连缀成章不仅要注意重新组合的短句是否连贯，还需注意上一段和下一段是否连贯，每一主句的意义是否明显等等。尤需注意的是原文第一句里的短句，不能混入原文第二句；原文第二句内的短句，不能混入原文第一句。原文的每一句是一个单位，和上句下句严格圈断。因为邻近的短句如果相混，会走失原文的语气和语意。通读全部译文时，必须对照原文。如果文理不顺，只能在原文每一句的内部作文字上的调正和妥洽。我曾见出版社因译文不通顺而请不懂原文的人修润译稿，结果译文通顺了，但和原文不拍合了。

 

三、洗练全文

把译成的句子连起来，即使句句通顺，有时也难免重叠呆滞的毛病。如果原文并不重叠呆滞，那就是连缀笨拙的缘故了。西文语法和汉文语法繁简各有不同。例如西文常用关系代词，汉文不用关系代词，但另有方法免去代词。西文语法，常用“因为”、“所以”来表达因果关系。汉文只需把句子一倒，因果关系就很分明。简掉可简的字，就是唐代刘知几《史通》、《外篇》所谓“点烦”。芟芜去杂，可减掉大批“废字”，把译文洗练得明快流畅。这是一道很细致、也很艰巨的工序。一方面得设法把一句话提炼得简洁而贴切；一方面得留神不删掉不可省的字。

 

四、选择最适当的字 

翻译同一语系的文字，常有危险误用字面相同而意义不同的字，所谓“靠不住的朋友”（Les faux amis）。英国某首相夫人告诉一位法国朋友：“我丈夫带了好多文件开内阁会议去了。”可是她的法文却说成：“我丈夫带了好多手纸上厕所去了。”英文和法文的“小房间”（cabinet）字面相同而所指不同，是不可靠的朋友；而“纸”由上下文的联系，产生了不同的解释。在西文文字和汉文之间没有这种危险。

可是同一语系的文字相近，找到对当的字比较容易。汉语和西方语系的文字相去很远，而汉文的词汇又非常丰富，如果译者不能掌握，那些文字只陌生地躲在远处，不听使唤。译者虽然了解原文的意义，表达原意所需要的文字不能招之即来，就格格不吐，说不成话。英汉、法汉、西汉语等字典里的汉语诠释，当然可以帮忙，不过上下文不同，用字也就不同，有时字典上的字也并不适用。所以译者需储有大量词汇：通俗的、典雅的、说理的、叙述的、形容的等等，供他随意运用。译者如果词汇贫乏，即使精通西方语文，也不能把原文的意思，如原作那样表达出来。

选字有许多特殊的困难。一个概念的名字概括许多意思，而一般人对这个概念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为一个概念定名就很困难，严复《天演论》译例所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便是定下名目，附上原文，往往还需加注说明。

没有等同事物的字，三国时释之谦翻译佛经时所谓“名物不同”，压根儿无法翻译。有的译者采用音译，附上原文，加注说明。这就等于不翻译，只加注解释。有的采用相似的字而加注说明。

双关语很难音义兼顾。便是挖空心思，也只靠偶然巧合，还不免带几分勉强。一般只能顾全更重要的一头。翻专门术语，需了解那门专业所指的意思，不能按字面敷衍，尽管翻译的不是讲那门专业的著作而只在小说里偶尔提到。

有特殊解释的字，只能参考各专家的注释。以上所举的种种特殊困难，各有特殊的解决法；译者最不易调度的，却是普通文字。我词汇贫乏，恰当的字往往不能一想就来，需一换再换，才找到比较恰当的。

 

五、注释 

译者少不了为本国读者做注解，原版编者的注释对译者有用，对阅读译本的读者未必同样合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风土习惯各有不同，译者需为本国读者着想，为他们做注。  

我翻译的《吉尔.布拉斯》里，有医家相争一节，我曾因为做这一个注，读了整整一小本古医书。我得明白他们相争的道理，才能用上适当的语言。

又如原文里兄弟、姊妹、叔、伯、舅、姨、甥、侄等名称，不像我国各有分别，而译文里有时不变含糊，这倒不必用注解，可是也得费工夫查究分辨。读者往往看不到译者这些方面下的功夫。不过花了功夫，增添常识，也是译者的意外收获。

 

六、其他   

有些汉语常用的四字句如“风和日暖”、“理直气壮”等。这类词儿因为用熟了，多少带些固定性，应用的时候就得小心。因为翻译西方文字的时候，往往只有一半适用，另一半改掉又不合适，用商也不合适。例如我的译文曾用“和风朗日”，而原文只有空气，没有风，因此改为“天气晴和”。又例如我国常用语是“理直气壮”，而原文却是“理直义正”。我用了这四字又嫌生硬，改为“合乎正义公道。”

由此联想到成语的翻译。汉文和西方成语如果只有半句相似，当然不能移用；即使意义完全相同，表达的方式不同也不该移用。因为成语带有本土风味。保持不同的说法，可以保持异国情调。

我曾听到前辈翻译家说：“多通几国外文，对翻译很有帮助。”这话确是不错的，不过帮助有个范围；越出范围，反成障碍。如果对原文理解不足，别种文字的译本可辅助理解。可是在翻译过程里，要把原文融会于心，加以澄清的阶段，如介入另一种文字的翻译，就加添杂质而搅浑了。从慢镜头下届时，把原文分成短句又重新组合的阶段，加入另一种文字的译文，就打乱了条理，因为西方语言的文字尽管相近，文法究竟各有差异。宁愿把精力集中在原文上，不要用别种译文来打搅。等翻译完毕，可再用别种文字的译本来校订。如发现意义有差别，语气有轻重，就可重加推敲。

末了我要谈谈“信、达、雅”的“雅”字。我曾以为翻译只求亦信亦达，“雅”是外加的文饰。最近我为《唐吉诃德》第四版校订译文，发现毛病很多，有的文句欠妥，有的辞意欠醒。我每找到更恰当的文字或更恰当的表达方式，就觉得译文更信更达、也更好些。“好”是否就是所谓“雅”呢？（不用“雅”字也可，但“雅”字却也现成。）福楼拜追求“最恰当的字”（Le mot juste）。用上最恰当的字，文章就雅。翻译确也追求这么一个标准：不仅能信能达，还要“信”得贴切，“达”得恰当----称为“雅”也可。我远远不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我相信，一切从事文学翻译的人都意识到有这么一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