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语言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在公元前夏代就有了比较完善的刑律,西方最早是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形成其法律体系。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法律翻译历史可谓源远流长。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与各民族交流更加频繁,法律翻译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和国际社会每日大量的法律文本的翻译实践相比,对法律翻译的研究却相对落后。国内外传统上对法律翻译的研究认为:法律翻译就是语言转换,主要从单一的词句等层面展开,追求译文对原文的忠实。但这个标准更像是理想化的学术追求,很难在翻译实践中得以实现。翻译达人认为在整个法律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先后经过一系列思考决策过程,从语用方面开始,到最后的词汇处理。在翻译实践中,也就是指的从确定整个翻译行为的目的,到最后的语言处理布置。

          虽然法律翻译、旅游翻译、科技翻译、新闻翻译、广告翻译等同属应用翻译的范畴,有着翻译上的共性,但每种应用翻译都自成体系,有着独特的内在规律,法律翻译尤其如此。我们拟从翻译所涉及的几大范畴———原作者、源文本、译者、译文读者、委托人、翻译原则———来探讨法律翻译的特殊性问题,旨在揭示法律翻译的内在规律,让法律翻译学习者和从业者清醒地意识到法律翻译与一般翻译的不同之处,从而在翻译过程中遵循翻译规律,以严谨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从事法律翻译。还有"翻译法律"和"法律翻译"决不是简单的排列顺序上的不同,其体现出一种内涵实质差异,其中的关键涉及到法律翻译主体的"适格性".译者从"翻译法律"开始,逐渐掌握法律语言的真谛,最终实现"法律翻译"的远大目标,必须历经漫长和艰辛的努力,否则便将难于完成从"非法律人"到"适格法律翻译主体"的质的转换.

        翻译的难点在于理解。依照斯坦纳的观点,理解也即翻译,因为语言的产生和理解的过程实际上是翻译过程,翻译是语言的基本因素,而翻译的基础是作为整体存在的语言。翻译不比阅读,不能不求甚解。翻译理解,一词一句都得落实,对以精确为特征的法律来说更是如此。正如钱歌川先生所说,“首先要了解原文,只有在认真体会和寻求原作旨意,正确理解原语言的基础上,译文才能真正体现原文本意蕴的真谛。古往今来,法律都是精英社会的专利,法律语言历来以生涩难懂著称。如法律谚语“公为法之本,正为法之器”便颇让人费解,其中的“器”字更使译者头疼。反复琢磨,方可悟出此言与张之洞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出一辙。句子中的“器”,实际等同“用”,此句话应被理解成“公正乃立法之根本,正义让法律得以顺利执行”,并由此译为Fairness is keyto law;justice is key to practice of law才行。又如《沈家本论死刑废除》的作者认为,要在中国废除死刑,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首先减省死刑、死刑唯一。句中的“减省死刑、死刑唯一”同样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所以说法律的术语应该准确的反映语言的特色，相对来说，中文法律词汇表达起来就简介易懂了，有些中文词汇在法律中和日常生活中的用语的区别就没那么大，可是对等的英语词汇就会有明显的语体特征，把法律翻译成英文就必须体现法律英语的特征。不能用模糊的含糊不清的词语去表达法律语言。模糊的词语会给法律翻译带来很大的难题，法律的翻译必须要严谨，不然的话标准就很难界定。

          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心里就应该明白任何的事情都是与时俱进的，法律翻译也不例外，特别是在这个新科技不断的影响下，新事物的产生就要求用新的法律术语来表达，这个时候就生成大量的新词新，这个时候我们翻译人员忽视了法律术语的发展的话，是不能与时俱进的掌握这个新词的真正的涵义的，那也就无法做到翻译的准确性。